“浙江大发现”田野考古年度成果首次亮相——听,历史在说话

来源:浙江日报    作者:王婷 尤帆    发布时间:2013-1-21 

  碳化的谷粒、泛黄的文书、珍贵的瓷片,这是先民留下的历史印迹,拾掇起这些点,我们能串起一条数千万年的历史长线。

  那么,在过去的一年中,浙江历史考古又邂逅了哪些历史碎片?有何重要发现?

  今晚,省考古所和浙江日报联合推出的“浙江大发现”田野考古年度成果首次亮相,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位资深考古专家蒋乐平、郑嘉励、沈岳明在省科技馆为我们打开了历史深处的那扇窗,揭秘2012浙江考古新发现,讲述埋藏千万年不为人所知的文物故事。这也是省科协与浙报集团联合主办,浙江日报、省科技馆、果壳网承办的“[科学] ”的冬季人文专场。今后,省考古所和浙江日报将每年发布一次年度田野考古新发现。

  一万年前那一步

  “那一步”,是人类历史上稻作起源的第一步。这个脚印,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印记,是人类历史跨出的重要一步。

  “我们可以大胆宣布,距今约11000年的上山文化早期,已经发现了大量稻米,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,上山文化,迈出了人类稻作农业起源的第一步。”考古专家蒋乐平道出的年度考古成果,跨越万年。

  这意味着,从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发现栽培稻以来,上山文化又将水稻的种植时间往前提了3000多年。

  作为农业起源的三大中心之一,中国长江流域一直是水稻种植的中心。3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,使其成为公认的稻作农业起源地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长江流域的湖南、江西等地也陆续发现一系列包含稻作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

  “由于稻起源的重要性,这些遗址从农业起源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与宣传,但现在看来,这些遗址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充分的。”蒋乐平娓娓道来,“首先是稻遗存本身的薄弱,其次是野生稻、栽培稻的判断证据的缺乏。因为这些原因,学术界退而求其次,将整个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。”

  但是,一个广大地区同时出现水稻栽培行为的可能性不大,要从某个小区域慢慢传播开来。

  这个区域在哪儿?考古发现证明:这个区域就在钱塘江流域。

  近5年来,蒋乐平和他的同伴踏遍了钱塘江上游、金衢盆地的山山水水。最后在位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距今约11000年至9000年的上山遗址,发现了最早的、被人类驯化、并可以体现出较完整的驯化过程的稻作证据。

  从2001年到2007年,上山遗址共发掘约1800平方米,遗址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,“这些稻遗存的最重要的存体是陶胎,也就是说,稻遗存——稻壳、稻茎叶——作为一种羼和料,拌掺入陶土中,原因应该是起到耐高温防止开裂等作用。大约在70%的陶片中,都发现了稻遗存。”蒋乐平指着实物图片说,“在遗存里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谷壳,但更普遍的是碎裂的谷壳,可以叫做砻糠,还有石镰、石磨棒和石磨盘等农业工具。”

  这些证据充分说明,不管这些水稻是否人为驯化,作为一种粮食作物进入人类生活是确定的事实。那么接下来要解答的问题就是:古上山人是否开始了水稻的种植?

  在上山遗址所在的金衢盆地,经过考古调查,蒋乐平在衢州的龙游、金华的婺城区、武义、永康、义乌以及浦江、嵊州等地,发现了不下15处距今11000年至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,成为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,这些遗址之间具有文化共同性,命名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——上山文化。

  令人振奋的是,新近发现的永康湖西遗址,出现了丰富的稻米遗存,这些稻米确定是完成驯化或正在被驯化的栽培稻。其中发现的大量小穗轴最为重要。小穗轴在鉴别稻的野生及驯化属性上具有重要意义,其实在上山遗址的稻壳羼和料中已经发现,并且已经辨识出若干的驯化的特征,在湖西遗址中,则发现了更多的小穗轴。这些小穗轴包括野生型、中间型和栽培型,充分反映水稻栽培早期阶段反映在驯化变异上的变异特征。

  从历史角度推断,浙江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栽培型稻米基本为粳稻。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栽培稻的比例为51%;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栽培稻比例不到42%;而到了距今9000年湖西遗址,已经出现明确的驯化型、中间型、野生型稻谷。上山文化最早期的年代约距今11000年,且已经发现了大量的稻米,按照这个比例推算,上山文化早期刚好处在稻米驯化的萌芽阶段。

  因此,上山文化发现的稻米,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。

  徐渭礼文书传奇

  一份在墓地里埋葬了七八百年的文书,最后借盗贼的手得以重见天日,而且保存几乎完好无损。

  2005年4月,一群盗墓贼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盗掘了一座南宋古墓,墓的主人徐渭礼的陪葬品、文书等被悉数盗出。

  徐渭礼,一个南宋普通官吏,“官二代”恩荫入仕,徐渭礼的仕途乏善可陈,他从中央到地方,从低级到中级,一生12次升迁,最后的品秩为从六品。

  但这次盗墓却让这个身前默默无闻的官员,身后“出了名”。

  在追回的文物当中,一份详细记载徐渭礼仕官生涯及其政务、长达17卷的文书震惊了史学界。因为这是民国新史学创立以来,我国首次在墓葬中发现宋代文书。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,“徐渭礼文书”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。

  为什么易腐烂的文书会在墓葬里保存这么长久?考古专家郑嘉励从南宋墓园特征分析,为我们解开了谜团。

  南宋墓园的典型特征,是以中轴线分布的逐级抬高的多级台地形式。这种南宋的江南葬俗,也是明陵的直接渊源。

  重防腐是南方最典型的墓葬形式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九“先生葬长子丧仪:……其圹用石,上盖厚一尺许,五六段横凑之。内外皆用石灰、杂炭末、细沙、黄泥筑之”。石顶墓,不重形式大小,朱熹还认为“墓圹仅可容椁”,可免盗掘之灾,“盖凡发掘者,皆以浅葬之故”。

  徐渭礼的墓室,棺木与墓壁之间整体以“三合土”浇灌,与外界完全隔绝。“几乎和水泥浇灌一样,要用电钻才能开启。”郑嘉励一边比划一边引用《朱子家礼》说:“穿圹既毕,先布炭末与圹底筑实,……石灰得沙而实,得土则粘,岁久结为全石,蝼蚁盗贼皆不能进也”。

  在文书被盗出后,因为文书“品相”太好了,地下收藏市场不相信宋代文书能保存完好至今,普遍质疑文书的真实性,盗贼始终不能脱手。“他们一般也不拿实物文书出来兜卖,而是拿个照片出来兜卖。”郑嘉励说。这个照片在到处流传,后来被武义县博物馆人员看到。

  去年3月,郑嘉励应邀到武义,时任武义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呈上了几张“徐渭礼文书”的照片。文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,一个是徐渭礼的告书,是他一生历官官阶的委任状,还有一生差阶的委任状,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历官的政绩考核表。“虽然从照片上能获取的信息量不多,但我断定文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没有伪造的可能”,郑嘉励说,之所以当场作出判断,因为“这种详尽记载的文书,不管在内容、形式上都无法伪造,甚至在动机上也无法伪造,因为如果要赚钱的话,不会围绕这么没有名气的徐渭礼。”

  于是,郑嘉励建议尽快向公安部门报案,务必找到文书原物。2011年10月,武义县公安局以“愿意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”为诱饵,设下法网,将五名盗墓贼抓捕归案,13卷文书也被追回。2012年7月5日,流散在北京的四卷文书被追回,至此,17卷“徐渭礼文书”才全部集齐。

  文献哥窑出龙泉

  汝、官、哥、钧、定,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,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的最高水平。其中,哥窑是五大名窑中谜团最多的一个,瓷器存世量很少,专家估算全世界也就几百件,而且窑址至今没有定论。

  那么,文献记载的哥窑窑址到底在哪里?对此,学界一直存在争论。现在,它终于有了答案: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文献记载的哥窑。

  哥窑一词是明代人提出来的,明清两代文献中哥窑的概念基本指宋代黑胎青瓷。经过近几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,浙江龙泉黑胎青瓷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,“目前发现的龙泉黑胎产品分布于龙泉南区的大窑、溪口与小梅,以大窑分布最广、窑址最多,面貌最复杂,时代主要集中在宋代。”考古专家沈岳明对此很有研究。

  他细数发现的瓷器标本:“溪口瓦窑垟出土两件黑胎青瓷,另一处仅发现南宋时期青瓷,出土少量黑胎青瓷残片。小梅瓦窑路窑址出土的黑胎青瓷,瓷胎很薄,器型主要有八角杯、悬胆瓶、纸槌瓶、碗、盏、杯、洗、碟、觚等,器型小巧,制作工整。”

  那么说哥窑在龙泉的依据是什么?出土瓷器的质地特征。黑胎、紫口铁足、胎骨厚薄不一;青色釉,深浅不一,开片呈浅白断纹。这些青瓷产品的基本特征与文献记载哥窑的特征是相吻合的。

  关于烧制地点,就文献记载来看,绝大多数宋代哥窑场地都是围绕龙泉展开的。如《陶说》“宋哥窑,本龙泉琉田窑”;《景德镇陶录》“哥窑,宋代所烧,本龙泉琉田窑”;《宣德鼎彝谱》“仿宋哥窑款式炉”……烧造地点为处州、龙泉县、琉田,这与龙泉黑胎主要集中在大窑地区是相符合的。

  综合以上特点,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符合, “这一点,也得到了包括理化测试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的认可。”沈岳明判断说,因此,文献记载的哥窑在龙泉的说法是可信的。(网编:陆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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