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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民国时期,民间婚嫁流行用景德镇烧造的成双成对的瓷瓶、瓷罐、瓷盖碗等做嫁妆,此类瓷器为晚清瓷中的“大路瓷”,因所绘题材大多具有美好吉祥的寓意,其中典型的“牡丹与白头翁”象征富贵白头,这类的嫁妆瓷也常被称作“富贵白头瓷”。此类瓷器一般有将军罐、花觚、双耳瓶、粉庄等。此类瓷器又称为“嫁妆瓷”,既有青花,也有粉彩、五彩,图案画法如其他民窑瓷器作品一样,较潇洒、随意,风格多样,题材繁杂,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民间生活风俗和宗教信仰。

由于“富贵白头瓷”名家手笔少,而且又是“民窑”烧制,所以一直不被专家和收藏者青睐,甚至连收货的小商贩都不屑一顾。实际上,富贵白头瓷虽出自民间工匠之手,质量良莠不齐,但仍不乏精美传世作品。光绪年间,景德镇就有张子英、张少云、张子帅、陈光辉等多位制瓷高手,制作此类瓷器。其中,以浅绛彩大师张子英绘制的富贵白头瓷作品最为细腻传神,被视为上品。富贵白头瓷属民间流行器物,传世数量本应较多,但苦于上个世纪战乱频仍,瓷器本身又难以保存,后世再见的完整品,特别是精品,已经少之又少。

笔者有位老友王希富先生,是国内古建界知名教授,为清代宫中御厨的后人,家中至今珍藏着几件“劫后余生”的富贵白头瓷,是大师张子英的作品。据他讲,这是当初外祖父在世之时,亲自为女儿置办的嫁妆。像不少藏家的藏品一样,老先生家传的富贵白头瓷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故事。

据王希富先生讲,历史上,外祖父家中数代人都在宫中的御膳房当差,侍奉皇上。外祖父是家族中最后一位做御厨的,光绪年间服务于宫里。据说,过去逢年过节,皇上常要赏赐各种物品给下人,其中就有瓷器。外祖父在世时,家中曾有一对所得赏赐的盖碗,制作十分精细,是当时景德镇颇有名气的浅绛彩大师张子英的作品,盖碗的底款为“慎德堂制”。按规制,“慎德堂制”本是道光皇帝的御用款识,如此说来,这对盖碗似应为道光年间之物,但也有可能是光绪年间“仿前朝”或借用前朝款识之作。因为据史载,张子英确实曾经在景德镇御窑制瓷。

王先生的外祖父十分喜爱这对盖碗,由此对张子英的作品情有独钟。“光绪二十六年左右,外祖父托陶瓷界的朋友找到张子英,请其制作一套与这对‘御制’盖碗风格品质相匹配的富贵白头瓷,一起送给女儿做嫁妆。”外祖父定制的这套粉彩瓷器大小共三十六件,包括胆瓶、帽筒、茶罐、糖缸、茶壶、茶钟、盖碗、粉庄、水盂、渣斗、花瓶、花觚、粥罐、西瓜罐、冬瓜罐、漱口盂、肥皂盒、笔筒、印泥盒、笔洗等。大师之手果然不同,整套瓷器胎质精细,底釉肥厚,色彩鲜艳,是工笔、粉彩与墨彩的完美结合。所绘牡丹花枝叶繁茂,白头鸟栩栩如生。

王希富先生说,虽然民间流行的“富贵白头瓷”绝大多数属普通民窑作品,但张子英的“富贵白头”绝对达到了官窑水平,他师从王少维,擅长粉彩和浅绛彩,也曾师从倪田。在张子英的《大富贵亦寿考图》瓷板上写有“法倪高士笔”。倪高即为倪田。张子英的画确有倪派风格。民国时期的制瓷高手程金水就是张子英的弟子。

事实上,那一时期中,景德镇确实出产了一批相当精细的“富贵白头”瓷器,堪与官窑媲美。王先生母亲的嫁妆瓷里有一对冬瓜罐,画面绘的是一对白头鸟,象征夫妻携手到白头;字面有张子英亲自题写的四句七言绝句手书:“独占春台第一筹,文章大块最风流。果能修得汾阳福,富贵绵绵到白头。” “汾阳福”原指唐代郭子仪被封汾阳王,后人将封侯比喻为“汾阳福”。

富贵绵绵到白头,是外祖父对即将出嫁的女儿的真挚祝福,但人生偏偏难如人意,灾祸临头始料不及。就在置办这套嫁妆不久,王先生外祖父因“义和团”而受株连下狱,囚禁三个多月后被害。“外祖父去世后,外祖母带着十几岁的母亲和尚年幼的舅舅度日,生活陡然变得艰难无比,全家处于绝望的境地,饱受丧父之痛的母亲何尝敢奢想富贵二字?”王先生说,虽然有外祖父置办的精美嫁妆陪伴,贤淑达理的母亲婚后并未“享福”,日日辛劳操持家务。王希富先生的父亲是当时京城著名的致美斋的名厨,抗战时期,饭庄倒闭,父亲急火攻心,不久便告别了人世,至此,母亲“富贵到白头”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了。

幼年的王希富,常目睹母亲在家中无人时,将心爱的“富贵白头瓷”盖碗从柜里拿出,仔细抚摩端详,有时竟落下泪来,大概这“富贵白头”让她想起了自己慈祥的父亲,心酸的家事。说到母亲的嫁妆,王先生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那放在桌上的胆瓶。“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幕:早起,母亲已经生完火做好饭,而我刚刚醒来还躺在炕上,抬头便见胆瓶上那鲜艳的牡丹花和白头鸟。那时,我总以为是两只喜鹊,就自言自语地说:‘大喜鹊又叫啦,有喜事啦,起床吧。’然后自己穿衣起床……”

母亲的“富贵白头瓷”成了王希富先生幼年、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。然岁月无情,“富贵白头瓷”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几经劫难。走过了抗日战争和“文革”动乱年代,母亲的“富贵白头瓷”中只有一只盖碗和几件零星立件幸存,其他都随岁月流散。 1975年,母亲因病过世。出于对母亲的怀念,王先生心发宏愿,寻遍各地,找回母亲失散的那套张子英的“富贵白头瓷”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,他便奔走全国。由于该套作品问世于上世纪初,历经百年沧桑,又因瓷器有成双成对的特点,必须左右成对收集,寻觅的难度相当大,但却是极有意思的经历。

王先生回忆说,有一回在一个旧货市场,他从一位外地老人背着的破麻袋里翻出了一个灰头土脸的茶壶,壶身有牡丹和白头鸟的粉彩纹饰,虽然满是油垢,但仍能从笔法的勾勒看出是个上品。“直觉告诉我,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张子英的作品。当时很痛快地就以两百元人民币成交了。回家后小心翼翼清洗、擦拭。结果,一个非常完整漂亮的粉彩茶壶就出来了,果然是张子英的精品,而且完好无损。”此壶的落款为“壬寅年岁次子英于珠山”。“那是光绪二十八年,正是外祖父为母亲购买嫁妆的前三年。茶壶上所绘的白头鸟栩栩如生,牡丹花枝繁叶茂花艳蕾圆,与母亲当年的那只茶壶一模一样。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睡,躺在床上,久望着那只茶壶,‘大喜鹊又叫啦’,儿时的那种快乐感觉仿佛又回来了……”

据王先生讲,在母亲的嫁妆里有一对盖碗,是平日从不摆设的珍品。这对张子英的粉彩盖碗绘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癸卯之冬。据说当时外祖父和一位同姓朋友共定制了“一打”,十二只,每家六只,取“六六顺”的吉祥含义。但是运输途中,到处动乱,加之道路崎岖,瓷器多有损坏。货到京城时,十二只盖碗只剩下完整的六只,每家三只。有人认为不吉利,建议打碎一只,取其双数。结果外祖父没有打碎,留下一对,将另一只送了人。这两只盖碗入原来一批已经制好的嫁妆之内。那是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,慈禧逃往西安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又“鸾驾”回京的第二年。盖碗刚从景德镇送到北京,交付外祖父手中,第二天外祖父就入狱了。

王先生的母亲十分珍视的这对盖碗,在后来的岁月中也遗失了一只,另一只则由王希富先生珍藏着。也许是苍天受了感动,也许是母亲在天之灵相助,老先生偶然之中在皇城根一个旧货市场里邂逅了两只富贵白头盖碗,走近细看,盖碗完整簇新。简直不敢相信,和母亲留下来的那一只几乎一样!问店老板,说是刚从山西老家收上来的货,还特别强调说这两只盖碗是库货,没用过,并保证是张子英的原作,假一赔十。把两只盖碗“领”回家中后,王先生将其与母亲遗存的那只一起摆在桌子上,竟然难辨“新旧”。由于这两只盖碗同为张子英在癸卯之冬制造,令人匪夷所思:难道是当时一起制造的六只中的幸存者吗?“如果真如此,那么经历了八国联军劫难,清朝灭亡,民主与共和兴起,之后还有八年抗战,又从民国到共和国,更经过十年动乱,这两只劫后余生的盖碗竟奇迹般地幸存下来,不能不令人感叹其在苦难中生存抗争的能力。它们如今又神奇地再现京城,与王希富先生相遇,与家藏的另一只相聚,不可说不是缘啊!(网编:陆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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